段正渠和段建伟作品联展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发出下面的几段文字，作为对他们画展的祝贺。 　　段正渠与粗犷而多情的陕北高原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画坛特殊的文化景观。但题材的特色并不是段正渠艺术的核心价值，在中国绘画中，农民和乡村一直没有被画家遗忘。我们的绘画史上的农民和乡村，往往是以类型化的形式出现。其主流就是古代文人想象中的“渔樵耕读”，和现代革命意识形态所主导的“苦难”—“抗争”—“解放”模式。而段正渠的作品之值得研究和思考，在于他远离前人的图式，从自己的内心感情经验出发，试图对陕北高原的人与自然作心理层次的发掘。十年前我对段正渠笔下的陕北曾有如下感想——他的作品对于近年描绘乡土风情的油画创作仿佛是一种“刺激”和“骚扰”，这意味着既有艺术环境中出现了新的活力，这种活力并不来自陕北山乡生活本身，陕北题材也可以搞得萎靡甜俗。从当代绘画创作的全局看，段正渠在题材选择上并不是独一无二的，选取相近题材的画家很多。段正渠与许多描绘陕北题材的画家之不同，在于他对北方乡土的观察与表现的出发点，既非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亦非出于绘画形式的需要，而是出于内心情感的需要。段正渠作品风格的基础，是他对乡土生活和表现性绘画形式感受的自由和新鲜。 　　黄土高原的人物形象，是段正渠近年创作的重点之一。在前期人物作品如《婆姨》、《出门人》、《大山歌》中间，他以单纯而强烈的手法传达山乡男女的粗犷和率真，以及在粗犷率真中透露的丰富人情。在粗壮的线条、深重的背景和形象的简约等方面，可以感觉到画家对乔治·鲁奥(Georges Rouault)后期风格的借鉴，他借鉴并发挥了鲁奥的庄严与神秘，但改变了鲁奥的阴沉和忧郁。 　　在后来的作品里，段正渠的个性化风格越来越成熟，特别是那些描绘陕北山乡生活场景的作品。在被称之为“活得艰难，爱得痛苦”的陕北山乡生活画面中，我们可以品味出画家巧妙渗入中原文化特有的旷达与幽默，甚至难以区分哪些形象来自陕北山乡，哪些形象源于豫中平原。应该是童年记忆、个人气质和陕北高原的人情人性共同引导画家突破鲁奥式的阴沉。 　　和当代中国的所有地方一样，陕北高原必然存在着智慧与愚昧，敏锐与麻木以及代表着“进步”与“落后”的种种征象。段正渠以他自己的视角和个性本色观察现实存在的一切，与回避、修饰现实，奚落、挖苦人物的流行趋势拉开距离，因为画家把他自己置于山乡人群之中。我不能忘记作品中那些在深重夜色中被灯火照亮的男女，无论是传统节日热烈的火焰，还是私密空间温情的油灯;无论是雪夜里熊熊燃烧的炭火，还是奇异地划破夜空的“手电”，在这些亮与暗、冷与暖、社群的喧闹与旷野的孤独之间，显示出画家对情境、对人物内心世界洞烛幽微的眼光。那是流行文化观念难以定性、流行审美习惯无从衡量的人物和心境。 　　流经黄土高原的黄河和依附于与这条河流的人们，是段正渠一直不曾离开的绘画题材。他为我们展开了个性化的黄河图卷，以厚重、自由的笔触，以强烈的表现性形式描绘黄河的浪涛、黄河上空的风云以及与黄河共命运由于黄河不息地搏斗的人们。段正渠画黄河，不限于表现性的形式处理。他的作品里有厚重的历史、文化诉求，但他的成功却在于将这些诉求融入表现性、抽象性的形式创造。使黄河的浪涛风云与他对黄河的感情印象凝结为具有生命节奏的绘画形式。 　　近几年他创作了多幅黄河船工的劳作和在黄河上捕捉巨大鲤鱼的图景。前者是写实基础上的表现，后者则是源于传说和想象的象征性演绎。与前期黄河渡船画面相比，近年的作品常常把视点拉近，突出人物的动势和神态，近距离表现黄河船工的劳作境遇。那些色彩艳丽的鲤鱼，俨然北方大地历史记忆的化身，它是如此沉重，如此硕大，曾经具有无可比拟的生命活力，而终于被人捕获。当我注视画面上背负巨大鲤鱼躯体的人们行走在河边，确实难以分辨那是一种成功还是一种失败，是欢乐的结尾还是沉痛的开端——也许画家所感知的正是这种亦喜亦悲的历史进程。 　　段建伟写过一本小书：“回望乡土”，在那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画家以朴素的图像和文字所记录的有关家乡，和家乡普通人的印象。那是一些平凡、朴素之极的感情点滴——他坐在豫西乡下一个土坡上，不经意地看着天际的夕阳和炊烟，身边的人和家畜，与过路农民目光相会，那些陌生而又最普通不过的形象，“儿时生活的片断，我无法逃脱的血脉，那些特定的时刻和景致，都一下子清楚地和眼前的东西重叠起来”。段建伟的艺术创造资源就是如此自然地在他心头流动，他没有，也不需要“搜尽奇峰”，“上下求索”。他只是描绘最熟悉而且“无法逃脱”的印象与记忆，那是“记忆与和现实混合”的产物。他说：“这像是命中注定的东西……我是一个有农民的情感，有农民的气质的人，我来画农民，正合适”。 　　阅读段建伟笔下的文字，观看段建伟画上的形象，接触段建伟本人，会得到相同的印象——不张扬，不作态，朴实得近乎木讷，但绝不缺少自信与自尊。他画上的人也是如此，他们意态平静，气度淳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意态与气度和流行的艺术程式截然不同——它十分端庄，决无“波普”习气;它既无意于“歌颂”，也无意于“批判”，它们似乎自然生发，绝非某种观念的形象印证。 　　从段建伟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共同性的因素： 　　“稚拙”是段建伟画中形象的共有特征之一。无论是小孩，还是成年人，他们的脸型、身材比例到动作方式，都像是发育中的儿童。我推测，画家对人物的这种处理显然与他的性格气质和童年记忆有关，而对这种“稚拙”的坚持，则显示着对流行文化格调的拒斥。 　　“平淡”是段建伟绘画的基本情调。无论作品构图、素描与色彩关系、明暗照度，还是人物的形容动作，画家都是在有意识地减少、排除强烈的对比和紧张激昂的戏剧性表现。而他那平静、收敛的笔法，更使作品始终处于平淡情绪之中。当然，这种“平淡”是画家的气质、经历与文化倾向结合后的理性追求。 　　“实在”是段建伟选取、处理物相的基础。他的绘画传递着一种远离幻想与虚构的真实存在感，从他的画面上很难找到出自幻想或者概念的虚构形象。虽然我所用的“实在”与哲学上的“实在论”无关，它只是我用以形容段建伟绘画特征的词语。但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所谓的实在就是这个现实的日常世界，就是这个充满感性、并能用语言把握的现实世界。”而这种对“实在”的执着，同时反映出画家的文化品格，可以借用朱熹评说历史人物的话：“不是假底，是实在人”。段建伟是个实在人。 　　美术界的人们常常把段建伟与段正渠并称为“河南二段”，他们在艺术经历和艺术风格上有许多近似的东西，但段建伟与段正渠不同，段正渠在艺术上比较张扬，包含着明显的浪漫主义和表现性因素，段建伟却十分收敛，也更为“现实”;段正渠画中的人物离不开特殊的环境和事件，段建伟画中的人物就是一切;段正渠以表现性手法传递现实存在的感情世界，而段建伟却以不露声色的写实悄悄酿造着非现实的意境。两位画家实际上是从同一起点走上不同的艺术路径，在他们行进的过程中，可以依稀辨认出相似的步伐。而从艺术最终达到的目的说，他们又是殊途同归——让观众在关注和思考当代普通人的心情思绪的同时，感受艺术创造的个性魅力。